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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承传统与书写传统的融合——以彝族史诗抄本《夜郎史传》为例  PDF

  • 吴若瑾
  • 汪青梅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最近更新:2024-10-18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4.0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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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彝族史诗《夜郎史传》是乌蒙山区著名“芒部毕摩”世家的家藏抄本,具有鲜明的书面与口承合流的特征。运用口头程式理论和彝族诗学理论分析《夜郎史传》,发现史诗书面文字对口承传统的保留与改变。史诗对口承传统的保留主要体现在史诗的三叠式叙事、程式、故事范型上,改变则呈现在史诗对彝族诗学的继承与在文本编撰中对引述的民间口传故事时进行了书面改编,弱化了其中的传奇色彩,使史诗更贴近“史实记录”。

彝族史诗抄本《夜郎史传》是乌蒙山区著名“芒部毕摩”世家的家藏秘本,史诗通篇以五言写成,篇幅宏大,7000余行,具有鲜明的口承特征与彝族书写传统特质。《夜郎史传》的主要编译者是史诗抄本的收藏者王子尧先生,该书以彝文原版、对译、意译的方式呈现,从中能够鲜明地看出彝族文学的书写传统与口承传统的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的特征,揭示史诗的生成与传播中的“口头—书面—口承”的过程,是研究书面文本如何留存和改变了原生的口承模式的珍贵材料。

彝族的书写传统与口承传统的关联

彝族拥有自己的文字,形成了独特的书写传统,创作出了浩如烟海的经籍文本,史诗是彝族经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族文字为毕摩所垄断,一般百姓大多不识彝文。正如《夜郎史传》中《夜郎君法规》一章中所述:“经典与书籍,祭经与医书,各支史书等,全归呗耄管。平民和百姓,不得乱收藏。这样一来后,百姓没有书,无法识文字。[

1]67-68彝族经籍由毕摩家支收藏,以代代传抄的方式进行传承,经籍内容一般不作轻易改动,经书的抄写和保存完全借助世袭的家支传承。

彝族经籍种类众多,内容广博,涉及历史、谱牒、文学、礼仪、天文、历法、地理、医药、技艺等学科。彝族经籍几乎都是以诗的形式撰写成书,多用五言、七言、十一言或杂言体。彝族传统文献始终以诗歌为尊,由此衍生出了大批彝诗文论,如彝族古代大布摩实乍苦木所著的《彝诗九体论》《诗歌的连名扣》,漏候布哲所著的《谈诗说文》,布阿洪所著的《彝诗例话》等,对彝诗的体式、分类、修辞手法、音韵等做出了精妙的论述,规范了彝族经籍的书写传统。

彝族经籍的传抄和保存在历史层面为史诗的传承提供了可能性,但其目的并非将文本“固定”,供人案头阅读,而文本创编之初的目的就是便于说唱念诵,传述给众人。由于毕摩垄断文字,除主持祭祀活动外,还具有传授知识、抄经叙谱、教化民众的职能,普通百姓只能靠毕摩口传、讲述。毕摩们以诗撰经、以诗著文、以诗记史、以诗宣教,主要都是为了便于在彝族传统社会的仪式生活中记诵和颂唱文本,而充分利用了诗歌语言艺术的手[

2]15-16。正如布阿洪在《彝诗例话》中所述,诗歌应当“写来就好记,人们可传诵[3]606“若没有声,那就没有韵,那么你的诗,就不称是诗[3]661

毕摩经在演述方式上又分为说腔与唱腔,毕摩会根据不同的场域而选择说唱的形式,因此毕摩对经籍演述的声调的学习和对不同仪式场域的把控就格外重要。在彝寨林林总总的仪式上,主祭毕摩在诵唱各类经籍时,他身边往往有数位年仅六七岁的生徒在逐字逐句地跟随老师轻声诵读经文。此时老师的领诵起着一种有声的演诵示范作用,学生跟着老师一段一段地记诵,积段成章,直到能够背诵整部经卷后,老师才返过来让学生识字、抄写经文、释读并理解经书,并逐步掌握主持仪式的各种知识。这一教学方式,是将口承、记忆和表演与书面知识的习得、掌握和运用结合为一[

2]11

因此,彝族经籍是在毕摩继承和掌握了彝族代代相传的口头遗产的前提下,结合彝族的诗歌传统与书写要求,对传统的口头程式和主题进行高度原创性的书面编排而成,但这一书面文本并非凝固于纸上僵硬不变的,而是要依靠毕摩高超的演述技巧或通过“克智”辩论赛这一民间辩论活动激活的。因此彝族经籍的生成与传播体现了“口头—书面—口承”的过程,呈现出口头性与书面性合流的特点。

《夜郎史传》中的书写传统

彝族诗学认为历史的写作必须有根有据,真实可[

3]348。《夜郎史传》秉持这一记史传统,对当时夜郎君所统治地区的法规、环境、军事、联盟及其各个家支的发展历史、谱牒世系等进行了详细叙述。与同为叙述与夜郎有关的事迹及家支活动的,富有神话色彩的英雄史诗《益那悲歌》不同,《夜郎史传》中神巫氛围较弱,偏重史实记录,与彝族的记史传统一脉相承。但通过对夜郎史传中部分情节和诗句的解读,仍然可以从中发现民间传奇故事和原始思维在史诗中的残留和变形。揭示史诗部分内容并非史实的直录,而是源于当时口耳相传的故事文本,经作者收集改编后进入文本,充满书面创作的痕迹。

(一) 《夜郎史传》与彝族的记史传统

彝族史诗中对一些人物和事物的叙述,多由彝族耄史,这一伴随君长进行外交活动的歌师来传诵或直接记载传世。彝族史诗中最常见的记载方式有两种:一是以谱牒世系为主线,叙述某个或多个家支的发展历史,另一种是以史实为主线,形象生动地描述一段历史事件或几个历史人物。无论哪一种,一般都以史料为依据,以史实为背[

1]4。《夜郎史传》兼具这两种叙述模式,在第三卷中叙述了武部族夜郎家支的历史,也记载有武部族中与夜郎有关的其他支系的活动。在第一卷和第二卷中,以文学的笔法生动形象地叙述了武家兄弟武夜郎和夜堵土与漏卧家的阿苦和阿古之间连年征战,最终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

在彝族书面文本中,有关夜郎的叙述多以谱牒世系为主线进行叙述,除《夜郎史传》外还见于《益那悲歌》《彝族源流》《能数恒索》《六祖纪略》等文本中,但有关夜郎的记录篇幅不长,叙述也较为零散和简略。《益那悲歌》由夜郎君长局阿邪的毕摩氏奢诺的后人益卧布哲所著,虽与《夜郎史传》同为叙述与夜郎有关的事迹的史诗,但神话色彩浓厚,更贴近英雄史诗。

《夜郎史传》的叙述偏重史实。除第三卷《夜郎寻根书》一章中对濮家能够控制天气晴雨的铜鼓的描述之外,其余部分皆偏重现实叙事。彝族诗学在写史上看重对史实的忠实记录和体式,彝族古代诗论家举奢哲在《论历史和诗的写作》中提到,写历史要把历史事件、人物身世、谱牒代数、君长管辖何处、家底强盛与否、君长和百姓之间的关系如何都要进行忠实地记录才能体现历史的真实与严[

3]347。《夜郎史传》通篇为五言体,史诗结构严明,文笔通顺,不但清晰地记录了武部族夜郎家支27代连名君长谱系,还记录了部分君长的毕摩和其余与夜郎有关的家支的谱系,其中对克博鲁德家支的父子连名谱的记录长达49代。除谱牒和人物活动之外,史诗还详细记录了夜郎及其各家支所在的地域、城池、军事、结盟、法律等。如第一卷《夜郎君法规》一章,完整地记录了武夜郎君长在可乐颁布的二十条法规,法规内容详细,涉及政治、军事、民生、刑事等内容。《夜郎史传》大部分内容严格遵循彝族历史书写“记录史实”的要求,其详细程度远胜于某些汉文文献或目前已经发现的彝文文献的记录,全书以五言体诗歌的形式写成,体式严格,音律和谐,充分体现了彝族诗学特质和书写传统。

(二) 对民间传说的化用和改写

《夜郎史传》虽偏重史实的记录,但仍然是一部由书史与英雄传说融为一体的史诗。《夜郎史传》一二卷中故事性较强的内容曾以节译的方式收录于贵州民族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的彝族民间叙事诗集《达思美复仇记》一书中,译名为《可倮古城传奇》以体现出史诗一二卷内容中区别于正史的传奇色彩。不同于《支格阿鲁》《铜鼓王》《戈阿楼》中浓厚的神魔色彩和巫术气氛,《夜郎史传》的传奇性具有“残留”和“隐匿”的特点。正如《孟子》《史记》等古籍在引述有关舜的民间故事时删减了其中具有神话色彩的叙述及舜所属的氏族鸟图腾的观念类[

4]。《夜郎史传》既像汉族部分文人的史书的写作一般,在引述民间口传文学时对其中的传奇性进行了弱化和删减,但又因身处彝族的充满神巫色彩的氛围之下,其中的神话色彩和原始思维又难免以“隐匿”的形式隐约地体现在史诗流利的文笔和故事的叙述之中。《夜郎史传》对彝族民间口传文学的化用和对其中神话色彩的削弱与残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处:

《夜郎史传》中传奇色彩和原始思维的“隐匿”首先体现在对竹王传说的引述上。僰阿蒙是夜郎家支的先祖,《夜郎史传》中将武僰氏视为夜郎国的创立者。在彝族神话中僰阿蒙是僰雅夜与恒米诺斯在竹林边恋爱之后,恒米诺斯回到天上,而僰雅夜一年后在竹筒里面发现了一个婴儿,这个婴儿左眼像太阳,右眼像月亮,僰雅夜认为这个婴儿是“怪异儿”,于是将婴儿投入河水中。婴儿后来被在河水边浣纱的毕待鲁阿买救起,取名僰阿蒙,并在后来成为极有建树的人物。僰阿蒙告诉自己的臣子,自己死后灵魂将会化为一株灵魂草。僰阿蒙请自己的臣子将这株灵魂草装进竹筒之中,放到祖灵台上以作纪念。由此竹图腾成为彝族的祖先祭祀图腾。僰阿蒙自竹筒中诞生又被丢入水中的故事在同为叙述夜郎事迹的史诗《益那悲歌》中的《僰雅蒙溯源[

5]一章中有详细的叙述。但《夜郎史传》并未详细描写僰阿蒙的诞生这一在彝族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仅以“夜郎竹根生,夜郎水发详[1]3进行了简略的概括,或用“他用来坛呢,灵筒好位洁[1]474来体现彝族“人死留三魂,一魂进竹筒……始于僰阿蒙[5]237的祖灵崇拜。可见与《益那悲歌》相比,《夜郎史传》在删减了神话色彩的同时,又隐现着深藏在集体无意识中的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的原始思维。

《勒俄特依》是流传在四川大小凉山地区的彝族创世史诗,拥有多个抄本,与《查姆》《梅葛》《阿细的先基》一起,并称为“彝族四大创世史诗”。时至今日,《勒俄特依》的演述也是彝族“克智”赛唱这一民间辩论赛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史诗影响深远,长唱不[

6]。《夜郎史传》中武家与漏家由“永远是仇敌”双方战乱不停到两家开亲,基业繁荣昌盛,福禄子孙的故事。与《勒俄特依》中《合候塞变》一章合候两家由“誓死结冤仇”纠纷不断到两家联姻,两家“子孙千千万万”的故事高度重合,两个史诗文本的故事情节的对比如图1所示。

图1  《夜郎史传》与《合候塞变》故事对比

图1可知《夜郎史传》与《合候塞变》的故事情节与叙事模式高度相似,二者的叙事模式如图2所示。除叙事模式的高度重合之外,《夜郎史传》与《合候塞变》的相似还体现在部分细节上。如在《夜郎史传》中漏阿古与夜堵土和解之前,先在马上比武,史诗中特别提到了二人的穿着“漏古古女将,穿的是黑袍,着的是黑毡[

1]283,而夜堵土则是“身胯黑骏马,手提大宝刀,一身的红袍,外着红披毡[1]283。《合候塞变》中提到了三位调解人,分别是骑着灰色“古曲”马的达介里斯,骑着黑色“施曲”马的木施杂惹以及骑着红嘴神仙马的丝惹阿武。在《夜郎史传》偏重史实和谱牒记录的第三卷《武家仇扣君》中提到,仇扣君后称堵土君,堵土君认为“君要披黑毡,手要握权杖[1]335,但在此处夜堵土身为君长却未身着黑毡,而是特意强调其穿着红衣骑着黑马,虽看似与后文夜堵土的主张有所矛盾,但却与《合候塞变》中的“红嘴神仙马”有着相似之处,漏阿古的黑马也与黑色“施曲”马相通。《勒俄特依》在彝族文化中影响深远,长唱不衰,《夜郎史传》极有可能化用了其中《合候塞变》的故事,保留了故事雏形,又以史实为背景,将武夜郎、夜堵土、漏阿古等人物的纠纷套入其中,艺术地反映历史的本质,却又削减了《合候塞变》中的传奇色彩,使史诗更加符合彝族记史的要求。

  

《夜郎史传》的书写与彝族的记史传统一脉相承,史诗篇幅宏大,体式严谨,在引述《合候塞变》等民间口传文学时候,书写者对其中的神话色彩进行弱化和修改,体现了书面文本对口承传统的改变以及《夜郎史传》的口头渊源。

《夜郎史传》中的口头传统

“口头程式理论”由19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米尔曼· 帕里及其学生艾伯特· 洛德共同创立,又称帕里—洛德理论或口头诗学。口头程式理论提出,史诗歌手绝非逐字逐句背诵并演唱史诗作品,而是依靠程式化的主题、典型场景和故事类型三个层次的结构性单元来记忆、传承和说唱史诗的。史诗歌手的每一次演述,都是对史诗不同程度的再创作。这一理论影响深远,清晰地呈现了为何史诗歌手可以通过记忆便让上万行的诗句脱口而出,代代传承。依据口头诗学理论,此处将从叙事程式、语词程式、故事范型来探讨《夜郎史传》文本对彝族口承传统的保留。

(一) 三叠式的重复叙事与语词程式

口头叙事的一个重要表达方式就是三叠式的重复律,即一个相同或类似的动作在故事中总要重复三次才能检出分晓,如民间童话中主人公总要经过三次考验或冲破三个难关才能救公主。重复是口头叙事中强化效果的最简易手段。在一次次的重复中,讲述者叙述的思维得到延续与理顺,同时,强化了叙事效果,制造了情绪张力,因此,三叠式是民间故事和口头叙事的常用程[

10]。在《夜郎史传》中有着大量的三叠式叙事。如第一卷中武夜郎三次听见人在夜里哭泣,第一次女人因自己的丈夫被武夜郎冤杀而在夜里哭死,至此武夜郎便害怕哭声。第二次武夜郎在宫殿里听见一个女奴夜哭,便下令挖掉了她的眼睛。第三次听见婴儿夜哭,便将婴儿丢入河中,史诗以三叠式的叙事突显武夜郎的残暴。在第二卷中武夜郎为夺取古诺城,佯装患病派两位使者去古诺城请夜堵土来探病,夜堵土三次问使者自己兄长患的是什么病,使者三次答不出,夜堵土便借此拆穿了武夜郎的阴谋化险为夷。在漏阿古向自己兄长索要兵权时,二人马上比武,漏阿古三次将兄长从马上击落后才如愿获得兵权。史诗中的三叠叙事常用以突出人物的品性,或描述战争和阴谋。

程式是口头程式理论的重要成果之一,指“在相同的格律条件下为表达一种特定的基本概念而经常使用的一组词[

8]40,史诗演唱者在用程式进行口头诗歌创作时,许多相同的词语会反复出现于演唱过程中,这些程式能够帮助史诗演唱者记忆歌词、思考、填补歌词音节和对诗歌进行再创造。《夜郎史传》中存在大量的语词程式与句法程式,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描述战争的程式和数字“三”的程式。史诗中描写了大量的战争,大部分都与数字三有关,大大小小的战争通常在三天、三个月、三年后这一阶段的争斗便结束。如“可乐城君长,坚守三个月[1]29“打了三年整,战争震天地[1]39“时不过三天,眼看就打赢[1]207史诗中数字三的反复出现,构成了一组与战争有关的数字程式。

彝族逐水而居,认为“水”是万物之母,在彝族文化中,由水组成的雾、气、瘴、露、雪也都成了彝族崇拜的对象。彝族在崇拜水的同时,也敬畏水的威力,水可创造生命也可毁灭人间。在史诗之中,与水有关的意象则用于形容战争场面之宏大,影响的范围之广,战况之激烈,表现战争有着与洪水和弥天大雾相似的毁灭性的威力。如“雾样的战争,天地中呀满。[

1]40“打战雾呀象,人间地里漫。[1]379“一路里冲杀,水洪沸大象。[1]207这样以与水有关的意象形容战争激烈,规模宏大的程式在《夜郎史传》中共有13处。同时《夜郎史传》中的战争往往是因对财富、土地、荣誉与权力的追逐而起,又时常在三天、三个月、三年这样与三有关的时间内暂时告一段落,这与滇东南彝族阿哲支系创世史诗《爱佐与爱莎》中提到的因人类的贪婪,洪水三次毁灭人间后,才有现在的人世的故事有着相通之处。

叶舒宪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一文中对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位人类学家对文明之研究》中“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理论在中国文化的应用进行了反向的改造,提出由汉字编码的文化传统叫作“小传统”,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视为“大传统”的理念。以《论语》为例,通过《论语》中充满着“子曰诗云”的教育方式,却没有“子写子著”一类的表述,指出儒家思想的发生与基于口头文化的大传统息息相[

11]。儒家教学的方式与彝族老一辈毕摩对后代的“言传身教”的传统极为相似。彝族经籍大多是基于口头的大传统创作,但并非像《论语》一般在编辑成册后仅供人案头阅读,而是服务于口传,呈现出大小传统相互交融的景象。彝族经籍也存在大量类似于《论语》中“子曰诗云”的表述,但并非像《论语》那样是对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的追忆性记录。彝族经籍中的这类表述一般有两种作用,一种是表明文本内容是对口头文本的记录,例如布慕笃仁论天地间的雷电时在经文开头时所用的“很古的时候,布慕笃仁呀,开言论说道:天下的诗文,论理论韵的,我看的不少[3]484,以及结尾的“我把它写下,抄录存放着,传下给后世,今后有人讲,定会有人论,说的是这些[3]485。另一种是类似于口头文本在演述中,歌手与观众互动时使用的,标定史诗演述“到此为止”或是本段演述“暂告一段落”的结束语,如《彝音与诗魂》的结束语“我讲是这些,说到此为止[3]158,《彝诗史话》的结束语“谈来是这些,讲到此为止[3]284。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口头性的表述在《勒俄特依》《支格阿鲁》《梅葛》《查姆》等彝族口传史诗中几乎没有出现,只在彝族书面文献中以固有的模式大量出现。这类表述可用于经文的结尾,也可用于文献中某一章节或部分的末尾,表示这一部分的叙述已经结束,同时也揭示了这类书面文献撰写的目的并非留在案头供人阅读,而是用于传诵。“说来呢这样”“说写呢这样,讲它的呀有”“说来呢这样,我讲这呀有”“说来呢这样,谈它呢完了”的程式在《夜郎史传》中大量出现,约有170余处。揭示了《夜郎史传》的“口承——书面——口承”的生成与传播模式,呈现出史诗中无文字的“大传统”与有文字的“小传统”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的情景。

(二) 故事范型

故事范型又称故事类型,是口头程式理论中更大的结构单元,指“依照既存的可预知的一系列动作的顺序,从始至终支撑着全部叙事的结构形式[

9]。故事类型由一系列典型情节组成,为诗歌的叙述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结构框架和思路。《夜郎史传》中用大量的篇幅描写家支之间、亲缘之间的纷争,其中详细描写的有5处,都存在“结怨——争斗——和解”这一故事范型。“结怨——争斗——和解”的过程发生在4个人物之间,分别为武夜郎及其弟弟夜堵土、漏阿苦与其妹妹漏阿古。斗争的原因有两类,第一类是武夜郎为领土扩张而引发外战导致武家与漏家成为世仇冤家,第二类是内部分歧导致手足不和。这5处“结怨——斗争——和解”的故事范型所涉及的人物、结怨的原因、斗争的经过、和解的方式如表1所示。

表1  《夜郎史传》“结怨——斗争——和解”的故事范型

出现

次数

人物结怨争斗和解

第一处

武君长:武夜郎

漏卧君:漏阿苦

武夜郎为扩张领土屡次攻打漏卧,双方各不相让。 双方连连征战。 以夜堵土与漏阿古的联姻终结了两家的仇怨。

第二处

武家兄长:武夜郎

武家阿弟:夜堵土

武夜郎窥觑夜堵土的城池而设计陷害夜堵土。夜堵土识破武夜郎的诡计之后对兄长大失所望。

夜堵土率兵攻打武夜郎。

夜堵土在擒住武夜郎后并未将其杀害而是选择囚禁,希望武夜郎能反省自身。兄弟之间的争斗最终以武夜郎的改过自新而和解。

第三处

武君长:夜堵土

漏卧君:漏阿苦

武家与漏家因武夜郎的对外扩张而成为世仇冤家。漏阿苦便趁夜堵土新君继位尚未站稳脚跟进攻可乐城。

连年征战,各不相让。

夜堵土不忍再让百姓受战争之苦,便在设计擒住漏阿苦之后对人以礼相待,并向其表达了和平的心愿,漏阿苦被夜堵土的雅量所感动与夜堵土和解。

第四处

漏家兄长:漏阿苦

漏家阿妹:漏阿古

漏阿古认为兄长向夜堵土妥协的行为有失脸面,斥责兄长懦弱,要亲自带兵去攻打夜堵土,漏阿苦不愿让妹妹出征,提出异议。 漏阿苦提出与漏阿古比试,若是漏阿古获胜,便将兵权交给她。 兄妹之间的比试最终以漏阿古的胜利告终,而漏阿苦也认可了妹妹的实力对其刮目相看与妹妹和解。

第五处

武君长:夜堵土

漏家女将:漏阿古

漏阿古却违背两家和解的约定,率兵攻打可乐城。

双方将领马上比武以定两家的胜负。

夜堵土欣赏漏阿古的英勇与机敏,漏阿古也爱慕夜堵土的气量与贤明,两人心悦彼此最终结为连理,结束了武家与漏家长年来的仇怨,双方达成了真正的和解。

彝族人长期处于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动荡之中,各个族群或家支之间时常为争夺资源而频繁的对外侵略或是内战不断,弱肉强食的观念根深蒂固,战争成了彝族人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尚武之风。彝族人十分重视荣誉,将荣誉与生死紧密相连的,正如彝族谚语所说“人死是一时,人羞是一世”,正因对荣誉极其看重,因此在旧凉山彝族社会中,生活中的一点微末小事都会引发长达数年的冤家战争,即便冤家战争造成了极大损失,但根据凉山彝族的习俗,不论冤家双方力量怎样悬殊,很少有自身出面要求调解的,尽管战不过对方,也要咬紧牙关斗争下[

12]

在彝族社会中冤家战争往往会给两个家支造成巨大的损害,甚至扩大到两家之外,波及无辜,严重影响了生活生产。冤家战争在民间难以调和,更何况是在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因此不难看武漏两家的和解之中的传奇特征,以及夜堵土被寄予了幻想色彩的贤君形象。民间传说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特点,虽不一定如实地反映史实,却又往往艺术地反映了历史的本质。这些传奇故事依附于某些历史人物,用来表达人们对历史人物的某种评判。正因如此,在汉族历史文献中,历代史家在撰写史书时往往也会不自觉地把一部分民间传说当作历史写进[

13]。民间传说进入正史的情况在《夜郎史传》中也有所体现。《夜郎史传》的第一、二卷中,作者以文学的笔法描述了武漏两家冤家和解的故事。武家的两位君长武夜郎与夜堵土,两人一个主战一个主和,一个残暴专制,一个是开明之君。在史诗第三卷更为偏重对史实记录的谱牒中提到“武君武夜郎,随你讲什么,他都不去听[1]315,可见武夜郎的专制。在第三卷《武家仇扣君》中提到武仇扣后称堵土君“百姓赞他好,世人称他能[1]330“自从武仇扣,当了君长后,天时年年好,风调雨又顺[1]331,可见夜堵土深得民心,但堵土君表示“我武家兵将,从现在开始,都要攻城池,都要占土地[1]335,可知堵土君虽深得民心,但并非如史诗前两卷所述,是不愿征战主张和平的人,由这一矛盾之处及武漏两家近乎不可能调和的冤家战争的和解来看,《夜郎史传》前两卷的内容是有意以文学的笔法,化用《合候塞变》的故事,对武夜郎及夜堵土等人的品性做出评判,借以突出夜堵土的品性高洁的“贤君”形象,体现了史诗的口头渊源。

《夜郎史传》中的三叠式叙事、语词程式、故事范型都与彝族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关联,使史诗内容贴近“传统”,便于演述者记忆,体现出《夜郎史传》对彝族口承传统的保留。

结语

综上所述,以彝族的诗学理论和口头程式理论对《夜郎史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夜郎史传》对彝族记史传统的继承,以及书面文字对口承传统的保留与改变。史诗对口承传统的保留主要体现在史诗的三叠式叙事、语词程式、故事范型上,改变则呈现在史诗对彝族诗学的继承与在文本编撰中对引述的民间口传故事时进行了书面改编,弱化了其中的传奇色彩,使史诗更贴近“史实记录”。《夜郎史传》与大部分彝族经籍一样,是真正的,始终生长于该民族文化语境中的,保留了该民族最真实的口传文化的“源于口头的书面文本”,揭示了彝族的口传传统与书写传统。格里芬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很有可能代表了口头诗歌传统的终结”是诗人荷马在继承和掌握古希腊全部口头遗产的前提下,将自己所掌握的整个口头传统作为“质料”被书写的技艺纳入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以此表达了他对于英雄价值和古希腊文明精神的独特理[

14]。《夜郎史传》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相似,是都是创作者在继承和熟练掌握彝族口头传统的前提下,以史实为背景,运用高超的书写技巧对本民族的口头传统中的诸多程式、主题、故事范型,进行高度原创性的编排,以文本的形式揭示了本民族口头诗歌传统的形式。但包括《夜郎史传》在内的大部分彝族史诗抄本并非彝族“口头诗歌传统的终结”,而是延续彝族口承传统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即便受条件的限制,目前并未发现《夜郎史传》在民间有所传唱,但彝族经籍在撰写之初,其目的就是便于口传,文本最终要靠声音来“激活”,书写与口承相互交融,相辅相成,共同呈现出史诗完整的面貌。同时,《夜郎史传》中的口头与书面文本相互交融的情境,也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书面与口头并不是对彝族传统民歌进行分类的依据,二者只是彝族诗歌进行创编与表演的手[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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