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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推荐场域下青年政治认同建构  PDF

  • 强紫淇

中图分类号: TP391.3D432.62

最近更新:2025-02-11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5.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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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治认同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青年的政治认同关乎着党和国家事业能否薪火相传。算法推荐技术为青年政治认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信息场景,算法的精准性、交互性和智能性等特征对于增强青年政治认同具有显著的耦合性。然而,算法推荐技术同时也带来了理性缺位、资本至上、主体遮蔽和去权威性等问题,成为影响青年政治认同形成的风险和隐忧。因此,需要健全算法监管法律法规,加强算法技术伦理监督;坚持主流价值引领算法,促进政治话语转型优化;探索算法融入新模式,强化日常“精准滴灌”;提升青年数字媒介素养,增强青年政治参与能力。

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现存政治系统、政治运作的同向性(或一致性、肯定性)的情感、态度和相应的政治行为[

1],包括对政治价值、政治实体、政治工具以及政治效能的认同等。政治认同能够引领社会成员按照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思想理念、道德规范来思考和行动,形成一定的政治倾向,并外显为一定的政治参与行为。青年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是动力源。他们是否理解、赞同和支持党和国家的事业,是否能形成较高程度的政治认同,关乎着我们是否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行稳致远。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2]。加强对青年的政治引领,增强青年的政治认同,是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青年生活在海量信息和大数据的洪流之中,正日益成为名副其实的“算法一代”。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思维方式和交往模式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智媒技术的影响。然而,任何革新性、跨时代性的技术所带来的影响都是深远且难以预估的。随着算法推荐技术日益成为网络媒体平台的技术范式基础,青年政治认同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既存在着与之相耦合的逻辑,同时也面临着其带来的风险和隐忧。

算法推荐技术与青年政治认同建构的耦合逻辑

网络时代,随着人们越来越习惯用互联网获取政治信息、发表政治评论、参与政治活动,算法推荐因其所具有的精准性、交互性、智能性特征,已渐渐“被赋予强大的公共政治功能,嵌入社会政治生活的程度日益加深,激活了微观政治传播的密钥,为青年政治认同的培育带来契机[

3]

(一) 算法推荐技术的精准性满足青年对政治信息的个性化需求

在数据积累和技术迭代的加持下,算法已逐渐成为影响信息分发与提供的决定性力量。算法推荐技术应用于培育青年政治认同的优势体现在政治信息配给的精准性和高效性上。不同于传统的单方面搜索模式,算法推荐技术可以通过分析青年的网络政治行为、政治兴趣偏好等数据,精确研判出他们在阅读习惯、关注领域、思想动态和价值诉求等方面的个体差异,从而描绘出青年政治思想的特点和政治行为的画像,将符合其“口味”的政治信息直观地呈现在他们眼前。可以说,算法推荐技术为政治信息的供给由“一把抓”灌输转型为“量身定做”的精准推送提供了空间与技术支撑。例如,对于经常浏览国内时事政治的青年,算法可以推送最新的政策解读、时事评论等新闻;对于对国际外交形势感兴趣的青年,则可以提供与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军事发展相关的信息和分析报道;对于注重理论学习的青年,还可以不断推送党的理论创新及其阐释文章。个性化的私人定制和精准的信息推送使政治活动与青年的兴趣相衔接,更加贴近青年的实际需求,增强了政治宣传对青年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不仅能够提高青年的政治素养,树立正确的政治观,还进一步增强了青年对我国政治体系和政治制度的认同感。

(二) 算法推荐技术的交互性提升青年政治认同的能动性

青年政治认同的培育在强调政府主导性的同时也要关照青年的主体性,算法推荐技术恰恰为青年与主流媒体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一方面,在算法推荐的背景下,主流媒体能够通过筛选、分析和判断,更好地了解青年群体的政治需求和偏好,使用更加贴近青年人的话语表达形式实现“话语共享”,营造良好的话语环境。例如,在叙事表达上,主流媒体可以利用算法技术整合提取网络信息资源,通过图片、音乐、短视频甚至表情包等话语材料,表达包含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主张的内容,将宏大叙事的理性表达和亲切细腻的感性表达相结合,紧扣青年群体的网络关注点和兴奋点,促使青年积极参与到政治话语建构的过程中,避免官方媒体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另一方面,在算法推荐的环境中,青年用户也可以更容易地找到与自己政治兴趣相近的内容,利用官方媒体平台与他人展开交流与互动,从而逐渐使青年认识到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公众所关注,自己的观点能够被他人所认可,以此来激发他们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政治的热情,提升青年在政治参与方面的获得感与满足感。

(三) 算法推荐技术的智能性促进青年政治认同的实效性

在以算法推荐技术为支撑的“强信息”背景下,智能媒体“无孔不入”的传播模式能够助力青年政治认同的实效性不断提升。首先,算法推荐技术拓宽了青年政治认同形塑的场域。数智技术,涵盖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领域,显著加速了数智化教育平台的兴起。这些平台的迅猛扩张,逐步消解了对青年实施政治认同教育的时空限制,超越了传统校园课堂的范畴,促进了政治引领协同性的不断增强,从而构建出一个多维度交织融合的青年政治认同培育新生态。普及化的数智平台,成为联结政治认同教育者和青年群体的重要纽带,造就了育人时机的灵活性与育人空间的无界性,主流媒体可以通过抖音、微博、哔哩哔哩等多平台的大数据算法向青年推送包含正能量且能激发情感共鸣的文章、视频等,潜移默化中加深青年对国家制度、党的方针政策与道路的认同,激发起他们自觉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性。其次,凭借算法推荐技术对数据采集与分析的优势,教育者能够准确掌握绝大多数青年的思想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实时观察和研判青年接受政治认同教育之后观念和行为的变化,还可以通过青年的评论和反馈,精准调整培育青年政治认同的措施和路径。随时监测、及时反馈和适时调整的过程全部依托算法技术强大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相较于传统的访谈或问卷等调查方式,算法分析覆盖的范围更广,时效性也更强,而且对青年用户网络行为的监测也避免了问卷和访谈过程中受访者可能存在的心理防御问题,结果呈现更真实可靠。

算法推荐技术场域下青年政治认同建构的困境

当下,算法推荐技术正以扩张性的技术特点以及与用户需求的无缝隙对接成为网络信息空间的主宰,在为青年提供便利信息获取方式的同时,也在政治认同领域以更隐蔽、更精准的方式解构青年的政治认知,使青年的政治情感体验更为混杂,政治价值取向趋于迷茫,逐渐消解着青年的政治认同能力,成为影响新时代青年政治认同的新变量。

(一) 理性缺位:“过滤气泡”效应挑动青年非理性政治认知

政治认同是一个起于政治认知、经由政治情感、达至政治信念和信仰这一较为稳定状态的演进过程,是个体在一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经历与政治实践而获得各种政治倾向,进而形成“政治自我”的前[

4]。客观正确的政治认知是建构政治认同的起点,认知对象主要包括政策制度、执政党和政府、意识形态等,以往青年群体对于这几方面的认知依赖于主流话语及其权威。进入数字时代,青年对于很多政治新闻、观点的了解和看法则开始逐渐来源于社交平台或浏览器推送,良莠不齐的信息可能会引导青年形成非理性的政治认知,甚至产生极端的政治态度。

智媒时代,迎合性成为个性化信息推送机制最鲜明的属性,通过收集、分析和推送等环节,能够最大限度地窥探用户的网络行为偏好,然后推送满足他们兴趣的信息。然而,这一机制的消极影响在于高度同质化的内容造成信息的“过滤气泡”,即“数字媒介通过推介算法对用户产生渠道裹挟、信息筛选、视野引导和认知改造的现象[

5]。在“过滤气泡”效应的影响下,算法推荐将青年的认知锁定在数据代码痕迹之中,青年在网络空间中能看到什么,很多时候不是自己主动选择的,而是取决于“刷”到了什么。这样的信息传播与内容获取方式之下,短、平、快的消息更具有传播优势,越来越多的碎片化政治信息被推送到青年的屏幕前,这些信息往往存在着断章取义甚至为了哗众取宠而胡编乱造的缺陷。长期在这些不负责任的舆论影响下,会导致青年在“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中被固化个人的政治认知,甚至变得偏执、偏激。例如,一些民粹主义者会利用“过滤气泡”效应把热点事件、社会敏感话题与青年群体的利益或情感相勾连,采用“标题党”的形式蓄意夸大事实,再以强大的信息压迫进行价值渗透与塑造,从而使部分青年陷入民粹主义的“群体极化”[6],甚至做出发表极端言论、网暴、人肉搜索等非理性行为。

(二) 资本至上:流量主导下错误社会思潮削弱青年政治情感

政治认同可以理解为个体与共同体在自我与他者的认知一致性之上互动作用的结果,稳定、正向的政治情感是建构政治认同必不可少的部分。算法时代,注意力成为创造财富的资源,资本所追逐的就是吸引眼球,以期获得关注度和点击量来实现流量变现。由此引发的流量至上现状使得各种去崇高化、去权威化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充斥网络空间。一些网络平台为了流量收益,以大数据和算法实时抓取青年人的点击内容、阅览时间和评论转发等隐私,再利用智能模型分析他们的习惯和兴趣点,批量生产出一些青年群体喜欢的黑色幽默、恶搞玩梗、娱乐八卦内容,并且过滤掉严肃的政治信息和新闻。在这样的网络环境中,青年的注意力很可能完全被一些低质信息所吸引,使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逐渐走低。

与此同时,算法推荐助推了西方错误社会思潮的输入,削弱了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或个人借助算法传播技术的“终端工具”趁机进行意识形态输入和渗透,大量美化西方且具有迷惑性和煽动性的信息内容被投放至网络空间,企图削弱青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感。资本主义所推崇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日渐盛行,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一切向钱看”的错误观念甚至成为部分青年的人生追求。这使得青年难以产生与集体的情感共鸣,自然也无法产生对民族和国家的情感认同,甚至逐渐对政治生活产生疏离感。

(三) 主体遮蔽:技术扩张引发青年政治价值观危机

政治认同作为主体政治实践的结果,是基于一定的政治价值判断和利益需要而产生的主动行为。主体所秉持的政治价值观念是政治认同中最重要的部分,同时也是影响政治体系的内在力量,是政治体系结构和运行的稳定器。“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依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它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即政治文化[

7]。然而,在算法推荐技术持续扩张的今天,青年的政治价值观念不断受到算法的规训与强化,他们的主体性逐渐被矮化和遮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对主流政治价值的误解与偏见。

黑箱代表着信息时代中的一个悖论:“无论是从宽度还是广度而言,数据的延伸速度都非常惊人,但有些会对我们产生重要影响的信息却只有局内人才能获得。[

8]从现实情况来看,大部分青年并没有意识到算法对他们信息选择权的剥夺,反而在无意中越来越加重对算法的依赖,彻底被算法“奴役”。这种情况下,人与机器的边界渐渐模糊,青年作为政治生活的主体被取代,算法媒介则成为人与社会沟通的唯一桥梁。沉浸于算法推荐支配拟态环境中的青年,“政治注意力碎片化,工具理性不断冲击价值理性,逐渐丧失理解和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5],可能会动摇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和认同,偏离正确的政治立场,青年的政治价值观念也因算法技术的遮蔽而变得扭曲和茫然。

(四) 去权威性:“受众本位”消解青年政治认同话语

“受众本位”是算法推荐机制的底层逻辑,这一原理的优点在于能够根据每个人的偏好和兴趣进行个性化的信息定制。但同时“受众本位”信息分发机制也使政治信息的“把关权”从权威媒体手中分散和转移到各类网络平台,信息生产与传播呈现出去权威性、去中心化的特点。这一变化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话语权力的分散与转让。不同于报纸、广播和电视传媒时代信息分发权力主要由政府主流媒体主导,官方媒体在算法场域中难以掌握话语独享权与传播优先权,这意味着其必须拥有持续输出优质、强吸引力内容的能力,才能将需要传达的话语呈现在公众可见的视野范围之内。而现实的困境就在于,相较于基于用户自发选择的题材和内容,传统媒体的信息输出往往缺乏对用户的吸引力,难以长时间让用户保持浏览兴趣,使得主旋律题材的话语导向作用被逐渐弱化,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宣传效果不佳,影响了青年的政治认同。

二是失去主流媒体或者官方传播渠道的背书,一些话语内容面临“后真相”的困境。即,原本具有确证客观性、事实性的真相遭遇无端质疑,并且经由社交媒体的转发和评论被不断放大发酵,甚至演变成一些离谱的谣言,例如“捐赠甘肃地震灾区的羽绒服被倒卖”“核电厂是中国核武器生产基地”等。作为当代网络空间的主要活动群体,青年政治观念的易塑性特征决定了其政治信仰容易受外界政治环境的影响,如果长期被大量的负面政治信息所浸蚀,可能会引起青年对政府公信力的怀疑,进而质疑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动摇青年政治认同的基础。政治认同是一个由“知”到“行”的过程,作为政治认同外显结果的政治行为直接受制于青年的政治信念和信仰。当青年的政治立场不坚定时,他们会产生疑惑、愤怒、悲观的政治情绪,以一种不过问、不参与的消极姿态对待主流政治话语和政治活动,弱化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在实践中坚定青年的政治认同和自信。

算法推荐技术与青年政治认同建构的融合路径

数智时代,算法推荐技术已深深改变了网络空间的样态和运行方式,在带来便捷化、多元化信息选择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问题和隐患,使我们必须不断思考如何规范人与技术的关系。“青年”的概念自诞生以来,这一群体的出场就与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密不可分,他们既是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也是社会变迁过程的象[

9]。当代青年政治认同的形成是认同主体、对象及其相关因素“三位一体”的互动过[10]。因此,必须通过协同制度、价值、教育和青年个体四个层面多维度发力,规避算法推荐技术对青年的负面影响,使之成为培育青年政治认同的智能化育人载体。

(一) 治理维度:健全算法监管法律法规,加强算法技术伦理监督

首先,健全算法推荐技术监管制度,有效规避算法推荐技术风险。规避推荐算法对青年政治观的不利影响,发挥其对青年政治认同塑造的正向作用,前提条件是对算法技术本身进行规范和约束。一是要强化算法领域立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技术的迭代与创新,确实容易突破法律的边界,踏入规则的‘无人区’[

11]。因此,必须以严密的法律法规为算法推荐技术的研发设计、运行管理、成效评估提供制度保障。近年来,《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规章制度陆续出台,为完善算法推荐技术发展奠定了法制基础。相关部门和企业应结合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实践和发展趋势,制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有效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适用策略,为青年的政治认同保驾护航。二是要强化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立法是前提,执法是保证。市场经济体制下以资本为主导,使滥用算法推荐技术传播非主流价值观、散布不良信息、炮制虚假新闻事件等乱象百出。因此,在健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要坚持做到执法必严。对违规滥用和操纵算法技术推送反党反社会言论、破坏国家团结统一的行为及其主体,必须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提高违法违规成本,保证算法推荐技术在法治化轨道上运作。

其次,除外部的法律监管外,还应明确划分算法推荐技术主体责任,通过科技伦理对相关责任主体形成道德约束,以权责统一的伦理监督机制规范算法推荐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中把“具有舆论社会动员能力和社会意识引导能力的算法模型、应用程序及系统的研发[

12]列为伦理审查复核的重点。在实践过程中,可以结合算法技术应用实际,成立算法伦理委员会,制定算法推荐技术伦理指南。一方面,平台主体必须加强自我约束的伦理操守,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建立自我约束、自我规制的相关机制,如网络信息准入制度、网络信息审核制度、网络信息投诉制度等,以此防范不良信息和价值观念对青年政治认同的侵蚀。另一方面,算法行业内部必须建立完善的自行监督机制,要加快明确算法研发、设计、运作人员和部门的责任划归,以长效监察和追责机制推动行业内部的自我监督和自我完善,为青年政治认同的形成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二) 内容维度:坚持主流价值引领算法,促进政治话语转型优化

算法推荐技术凭借强大的信息分发机制和舆论引导能力已经成为塑造青年政治态度、政治立场和政治信仰的一种软性权力。因此,必须把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置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和引领之下,否则不仅不能发挥正向作用,反而会成为意识形态风险隐患。习近平指出:“要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13]首先,要以主流价值为导向赋予算法价值理性。在市场逐利性驱使下,资本的功利和短视只注重算法的工具理性,以“流量为王”、最大化追求利益为行动导向,导致算法空间中价值失序问题频发。因此,必须以主流价值为导向治理算法的资本逻辑,用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旋律内容“把关”算法推荐的信息生产与推送,并致力于将主流价值融入算法整体技术研发之中,增加主流媒体稳定可靠信息渠道内容的占比权重,让算法推荐技术始终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方向。

其次,依托算法推荐技术实现主流政治话语转型优化,助力青年政治认同。在算法推荐技术主宰信息生产与传播的时代,主流话语必须因时而变,主动适应媒介变革,尤其是要注重将政治话语体系从“官方腔调”向“青年口味”拓展。当代青年群体在网络空间中有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主流媒体可以以青年人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实现算法技术对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精确推荐。通过诠释和凸显青年群体中影响力较大的人物或事件所体现的主流价值导向,借助青年“趣缘圈层”中的领袖意见和声音,传播和放大正向的政治新闻和积极的政治情绪,激发青年群体对主流价值的群体性共鸣共意和认同内化。此外,还可以善用、巧用青年的关注点、兴趣点主动进行议题设置,让主流价值观话语先入为主成为青年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基本准则,从而提高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群体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筑牢青年政治认同的思想基础。

(三) 教育维度:探索算法融入新模式,强化日常“精准滴灌”

算法时代,传统青年政治认同教育既受到各种社会思潮和多元价值理念的冲击,又因为自身仍存在叙事方式与技术手段单一等局限,面临着亟待转型与创新发展的时代课题。因此,教育主体应妥善利用算法推荐技术,化被动为主动,创新政治认同教育模式。首先,利用算法推荐技术促进减负增效,增强政治认同教育的能动性。依托算法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可以创建或链接各类丰富的教育资源,提供一个开放、自由、包容的教育环境,打造出基于算法机制的全域性“学习网”;同时,通过算法交互对话技术,教育主体可以突破圈层界隔,搭建与青年群体沟通对话的桥梁,有利于青年对政治认同教育内容的即时反馈,使教育主体可以根据反馈情况及时去除不受青年青睐、教育效果不佳的内容和环节,实现对教育过程的即时优化,从而在促进青年体验感的基础上,拓宽和深化其政治视野,帮助青年构建起关于政治现实全面、客观、深刻的认知和理解。

其次,借助算法推荐技术超强的动态感知能力,渐次打破现实与虚拟、在场与离场的边界,使日常生活成为彰显政治认同教育权力属性的重要场域。算法推荐场域下,各种信息壁垒和隐匿的网络圈层使传统“漫灌”式教育手段逐渐失去有效渗透能力。因此,必须借助智能算法的精准化手段,通过加强对青年群体日常使用智能媒体偏好和习惯的分析,深入研究和把握青年网络政治行为的特点和动态,通过采取“精准滴灌”式的教育方式,引导青年关注政治、参与政治,进而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提升青年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例如,央视农业的B站账号通过发布一系列与生活息息相关、青年感兴趣的视频内容,像“农业大摸底!你们的板烧鸡腿堡是怎样养成的?”“中国科考队在南极把邻居们馋哭了!”等等,以生动、有趣、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了我国农业技术发展、经济建设和民生服务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极大地提高了青年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了青年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凝聚起高度的向心力和政治认同感。

(四) 个体维度:提升青年数字媒介素养,增强青年政治参与能力

青年政治认同是青年个体将对政治情感、政治价值的认同自觉转化为自身政治行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青年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是内在动因,也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必须通过提高青年的数字媒介素养,避免其主体性被日益扩张的算法推荐技术所遮蔽。首先,青年群体要提高信息辨别和判断能力,以审慎的态度甄选算法推荐的政治类内容。在虚拟与真实界限日渐模糊的网络空间,青年用户必须保持理性的姿态面对超负荷的混杂信息,不断提升自身甄辨算法推荐内容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政府和学校等相关主体必须刻不容缓地对青年群体开展算法推荐技术培训,通过多种技术手段阐释算法运作逻辑、普及算法相关知识,使算法原理、算法程序、算法场景逐渐趋于透明化,帮助青年群体提升算法素养以跳出算法黑箱,明确算法设计以及控制机理,善于洞察明晰算法生成内容的根本政治意图和责任归属,识别算法运作中的权力渗透和价值取向。

其次,面对算法推送的大量政治性内容,青年群体要提高意见表达能力和参与能力。相关政府部门应重视青年网络发声诉求,适当拓宽青年群体发声平台和渠道,增加对算法推荐内容的反馈途径。例如,加大直播、弹幕、评论、评分等意见表达方式的覆盖范围,创建一个以友好对话沟通形式解决青年舆情问题的空间,提高青年群体的政治表达权和话语权,激发青年群体的网络政治参与感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感。青年群体要以积极有为的心态充分发扬主动性和创造性,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敢于发声、善于发声,在网络舆论主战场中发挥出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作用,激励自己在有序政治参与的实践中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政治站位,强化自身政治认同。

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科技文明发展至今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课题。算法推荐技术因其在信息供给过程中具有精准化、个性化、延伸化特点,已成为青年日常网络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应辩证看待算法推荐技术对青年群体政治观的嵌入,洞见算法推荐技术给青年政治认同塑造带来的多重风险和挑战。进一步完善对算法推荐技术的监管和治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多方协同助力青年群体驾驭算法推荐技术,引领青年群体形成理性的政治认知、崇高的政治情感、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积极的政治参与,最终使其成长为能够肩负起民族复兴与强国建设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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