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云南各民族的“兄弟祖先”口头传统与“同源共祖”的民族记忆一脉相承、相互递进，包含了各民族对于本民族及周边其他民族的形成、发展、变迁的想象建构和对于各民族之间文化差异的朴素解释，对各民族和谐共生、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的现实的理解认识提炼浓缩为 “兄弟祖先”的口头叙事传统，并通过“兄弟祖先”这一凝聚群体的表征符号强化了云南各民族 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所谓“口头传统”一般包含两层意思：广义上的口头传统指的是人类口头交流的所有形式；而狭义的 口头传统则是“口承传统”“口头艺术”“民间文学”等。民俗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口头传统通常是指后者，是一个民族世代传承的史诗、歌谣、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口头文类以及相关的表达文化和其他口头艺术。西方的口头传统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和19世纪一批人文学者对口头文学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他们认为民族精神与民间口述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阿兰·邓迪
国内对“口头传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短时期内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民俗学领域，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为阵地，出版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论著，较具代表性的有巴莫曲布
各民族口头传统中的共同体意识近年来成为备受关注的学术热点，周智
云南少数民族大多数有语言无文字,他们的历史文化传统、生产生活经验、仪式信仰等都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袭下来，其中包括大量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民族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小调等等,还有一些包括音乐、舞蹈、造型艺术等非语言的艺术形式。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口头传统中，有大量以“同源共祖”为主题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神话传说和叙事长诗等。这些“同源共祖”类的口头传统是在少数民族内部自发形成的，超越血缘和族群的地域认同。
云南各民族的“兄弟祖先”口头传统与“同源共祖”的民族记忆是一脉相承、相互递进的，包含了各民族对于本民族及周边其他民族的形成、发展、变迁的想象建构和对于各民族之间文化差异的朴素解释，最终将对云南各民族和谐共生、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的现实的理解认识提炼浓缩为“兄弟祖先”的口 头叙事传统，充分体现了多民族国家多元文化的共同价值理念和共同精神追求，反映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血缘和文化的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云南各民族都广泛流传着各种关于同出一源、同父同母的创世史诗、神话传说。各民族“同父同母”的口头传统是“葫芦生人”神话的进一步延伸和阐释，并与“兄弟祖先”口头传统紧密相承，共同组成了云南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朴素认识。
流传在滇南彝族地区的创世史诗《查姆》记载，灭世洪水之后人类始祖阿普笃慕生了十八个儿子、十八个女儿，组成了十八个家庭，并四处迁徙，分别成为各民族的先祖。“一种是他尼，他尼住平坝；一种是聂苏，聂苏住山腰；一种是俄尼，俄尼住山脚；一种是摆依，摆依住河边；一种是乃颇，乃颇住山坡；一种是普列，普列住林边；一种是卡多，卡多住山头；一种是朵别；一种是阿佤，阿佤住森林；一种是傈僳，傈僳住山梁；一种是他稷，他稷住松林；一种是阿嫩，阿嫩住山顶；一种是阿鲁；一种是罗罗；一种是罗婺；一种是车苏，车苏住箐边；一种是山苏，山苏住山头
傈僳族创世史诗《创世纪》中传唱，洪水灭世后，躲在葫芦里幸存的兄妹俩青飒莱飒成婚生男育女，“生得男孩有九个，生得女子有七个……天下所有的人种，一塘瓜里生来的
富源水族神话“祖先的来历”记载，洪水灭世后只剩下阿虽兄妹俩，二人成婚后生下一块肉团，兄妹俩将肉团分成小块后从东向西摆放，每块肉团便成了当地各个民族的祖
纳西族创诗歌《创世纪》记载，人类始祖利恩与天神之女衬红生下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齐声说出三种不同的语言；长子说：‘打你羽毛妙！’幼子说：‘买你苴果愚！’次子说：‘软你阿肯子！’长子说的是藏族话，幼子说的是白族话，次子说的是纳西话
白族创世神话“开天辟地”中说道，大洪水后兄妹成婚生下一个狗皮口袋，“口袋中有十个儿子，十个儿子又个个生了十个孙子，成了百家”，由此形成了“百家姓
拉祜族《盘根盘古》中说，洪水后扎罗娜罗生下九对男女，让子女选择不同的兽肉烹调，然后根据所选兽类所居的地域各奔前程。抓上螃蟹的傣族最先选择平坝河谷地区，拿到猪肉的汉族居住在河岸半山地带，拿到牛肉的回族选择了水草肥美的坡地山林，抢到老熊肉的佤族选择了深箐森林，抢到豹肉的爱尼人选择了高山之巅，拿到老虎肉的拉祜族和爱尼人一样住到了够得到彩霞和白云的高山顶。拉祜族苦聪人的创诗歌唱道，洪水淹天后幸存的单棱单罗兄妹俩传下了人种，“结婚一年后，单罗全身到处生娃娃：苦聪人生在头顶上，从此苦聪人住高山；瑶家生在胸口上，从此瑶家住半山；哈尼生在肚子上，从此哈尼住矮山；傣家生在脚背上，从此傣家住河坝；汉人生在双手上，从此汉人住远方
云南地区各民族中流传了大量的“兄弟祖先”口头叙事，这类口头叙事与“同源共祖”“葫芦生人”叙事同出一源、一脉相承，是对“同源共祖”叙事的补充和完善，同时也暗含了各民族对于本民族及其周边各民族发展史、交往交流交融史的浪漫想象，王明珂指出，“兄弟祖先”神话展现了“一人群的血缘与地缘的起源与传承”，通过选择性的建构与想象强调共同的血缘始祖和地缘纽带，通过“兄弟祖先”这一凝聚群体的表征符号强化了云南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楚雄彝族流传了大量各民族同出一祖、彼此之间是血缘相依的兄弟的传说，“彝族始祖阿普都木（笃慕）与仙女婚后生下三十六个小哑巴，男的十八个，女的十八个，他们天天围绕在火塘边，只会烤火不会说话；阿仆独姆西，想想好办法；山中砍嫩竹，烧在火塘中，‘轰’的一声竹爆炸，火星四散烫着小哑巴，他叫一声‘啊子子’，我叫一声‘啊呀呀’，一群哑巴说了话。叫‘阿子子’的是彝话，叫‘啊呀呀’的是汉话。你抢锄头往东跑，我抢扁担往西跑。三十六个儿子各走一方分了家。你走东来你说你的‘拿苏仆’，我走西来我说我的‘塔尼仆’。抢着锄头的是彝族，彝族上山开荒地；抢着扁担的是汉家，汉家挑担走平坝，各人为一族，四九三十六族分天地
墨江地区的白族勒墨人认为，现在的人类都是由阿布帖和阿约帖兄妹二人所生的四个女儿分别与熊、虎、蛇、鼠婚配后生下的，熊氏族的后裔居住于兰坪一带，虎氏族的后裔即为勒墨人，蛇氏族后来演化为怒族和傈僳族，鼠氏族的后裔分布于今泸水一
云南各民族的“兄弟祖先”口头传统普遍认为各民族之间是血肉相连、生死相依、关联一体的命运共同体，强调了各民族的历史发展的同源性和生命本质的同一性，最终将对各民族“同源异流”的发展历程、多民族间互嵌和谐共生的居住格局、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的现实的理解认识提炼浓缩为“各民族都是拥有共同血脉传承的兄弟姐妹”的口头叙事传统，充分体现了云南各民族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朴素认知和各民族平等发展的共同价值追求。
云南地区各民族口头传统中关于“兄弟祖先”的集体记忆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九隆神话”。关于“九隆神话”最早可见于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哀牢山有一妇人名曰沙壹，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鱼自给。忽于水中触有一沉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谓沙壹曰：“若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惊走。唯一小子不能去，陪龙坐，龙就而舐之。沙壹与言语，以龙与陪坐，因名曰元隆，犹汉言陪坐也。沙壹将元隆（龙）居龙山下。元隆长大，才武。后九兄曰：“元隆能与龙言，而黠有智，天所贵也。”共推以为王。后“有一夫一妇，产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象之，衣后着（十）尾，臂胫刻文……南中昆明祖之
类似的“九隆神话”在彝族、白族、傣族等少数民族中极为普遍，与《华阳国志》所载基本一致，如傣族“九隆王”神话则融入傣族所信奉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元素，认为“光头九隆”的头是“佛爷的经典变的，身体是九条青龙变的，因此有九条龙那么大的力气
如前文所述，“九隆”神话普遍流传于云南汉族、彝族、白族、傣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被学界看作是被哀牢国、南诏国、大理国所采借的开国神话和彝族、白族、傣族等少数民族祖源叙事和族源记忆的重要载体，它的叙事文本变化展现了云南地区各少数民族族群记忆在不同历史时期整合变化过程，折射出云南各民族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之深之广。
“九隆”神话最早出现在成书于东晋的《华阳国志》和南朝时期的《后汉书》，在其文本所述的内容里“九隆”神话只是哀牢夷对其祖源及族源的叙事。唐宋时期新旧《唐书》、樊绰《蛮书》及《资治通鉴》继承该叙事传统并加以加工润色，南诏国在与唐朝互动的过程中将“九隆”纳入其祖源和族源叙事，“贞元年中，（南诏）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将汉文古籍记录中的云南地方知识内化为自身的祖源叙事，并将其作为与唐朝修好的政治策略。成书于元代的《白古通记》则记录了大概形成于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的新的“九隆”神话，其中加入了阿育王第三子骠苴低生子低牟苴（又称蒙迦独），分土于永昌之墟，其妻触木有妊生十子，幼子称之为“九隆”的内
“九隆”神话叙事文本至元明清时期又有了新变化，如大量佛教元素的融入、印度阿育王神话的借用、白国张乐进求让国于蒙氏传说的杂糅等，形成了与“沙壹（壶）触木有妊”有本质区别的叙事文本。如前文所述的元代张道宗《纪古滇说集》《南诏野史》《白古通记》等所记载的“九隆”从“沙壹（壶）”幼子转为阿育王入滇第三子所生九子的统称。“三皇之后，西天摩揭陀国阿育王第八子蒙苴颂居大理为王。三塔见存。”元、明两代，大理洱海周边的地区逐渐出现“九隆”、阿育王后裔等祖源叙事为主的墓志铭、碑刻等，如在大理市喜洲镇发掘杨姓墓上有杨氏为“九隆后裔”之说，而周边的白族大姓赵、李、董、尹、何、张、段、施等族谱和墓碑中，亦自称为“九隆后裔”。这种对“九隆”祖源和族源认同的书写，暗藏了特定时期特定群体对于人群流动的事实和努力靠近主流叙事的尝试。持有“九隆”后裔之称的主要为大理当地的白族儒生群体，这个群体脱胎于大理国时期的师僧阶层，在元明两代积极吸纳儒家文化，主动适应、转变、融入科举精英阶层，形成了具有强烈“华夷中间人”色彩、游走于地方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地方中间精英群体。这些儒生逐渐成为元明清时期云南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同时间接推动了明清时期云南各民族吸收汉文化的浪潮。
从明代中叶开始，大理洱海周边白族知识精英中追祖“九隆”的痕迹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于“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或者“柳树弯弯高石坎”的祖先记忆的叙事逐渐出现，并成为滇中、滇西等地部分少数民族主流的祖源叙事。元明清以来，大理地区儒学教育逐渐兴盛，明代以后大理成为云南儒学教育发展最为成功的地区，有明一代大理府共产生进士47名，并逐渐形成了影响地方教育事业和社会事务的科举家族。再加上明代大理地区的白人世家大族适应新的政治体系进行自我调整逐渐融入国家官僚体系，以大理为中心的洱海地区成为云南多民族地区吸收汉文化、与中央及地方政治博弈的典型代表。如大理喜洲董氏追溯祖源为“九隆”后裔，景泰元年（1450年）杨森撰处士董公墓志铭，“公讳光，字志远，姓董氏，九隆族之裔”，成化七年（1472年）、弘治十二年（1499年）嘉靖年间的三份墓志铭同样追溯祖源为“九隆”，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董氏族谱则自称“我董氏始祖讳成，唐时由金陵入滇，为南诏清平官。
而同在洱海周边汉化程度相较白族而言较低的巍山彝族地区，至今仍有摩利羌（沙壹）生九子，幼子细奴逻躬耕于巍宝山下受太上老君（观音）点化，后蒙舍诏主张乐进求禅位于细奴逻的传说
“九隆”祖源叙事向“南京柳树湾”的祖先记忆的转变充分展现了云南各民族“同源共祖”口头传统“多重文化时空层叠整合”后复杂多样的多重文化记忆。大理洱海周边白族以“九隆”神话为代表的祖源记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文化精英有意识的引导逐渐向“南京应天府”转变，“九隆”神话随之在“精英”叙事中消失，但并不代表它已经在该民族中完全消失，而是以口头传统的方式流传在普通民众中，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转化、重组和重新阐释后逐渐叠加在原有的“九隆”神话之中形成新的口头传统文本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衍化出了“九龙”神话、杜朝选、段赤城、“九龙圣母”等本主神灵信仰。这种新旧口头传统在不同的群体长期并存、相互协调包容、交互影响消融的文化结构展现了云南各民族“同源共祖”口头传统的多样性复杂性和边疆民族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形成逻辑。
云南各民族诉说各民族起源的“兄弟祖先”口头传统共同建构了西南边疆地区各民族长期以来在共同生活空间中形成的团结互助、相互依存的口头传统的内在逻辑，展现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对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历史进程的朴素理解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不断强化的过程。云南各民族“兄弟祖先”口头传统的产生、流传和变迁受历史上各民族文化互动和交往交流交融的渗透影响，一方面，外来文化如佛道文化、汉文化对口头传统母题的影响，如部分白族、彝族、纳西族、傣族口头传统中大量借用、化用佛道教和汉族神话人物、事迹，如阿育王第三子骠苴低生子低牟苴（又称蒙迦独）妻触木有妊生十子，白族“盘古生两兄弟”等；另一方面，各民族之间的口头传统又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具体表现在共同母题下情节、内容的相通，如“九隆”神话在云南各民族和不同时期文本的变化。云南各少数民族“兄弟祖先”口头传统的复合性、多样性始终是立足于云南各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多元一体、共生互补”的分布格局和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文化互吸交融，正是对这些口头传统的世代传唱、吟诵，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加深和文化的互鉴融通，成为了云南少数民族共同享有的地方性知识和永久的文化记忆，并最终凝聚为延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因。
族源神话是关于一个民族或群体来源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叙事，通过将本民族或群体的来源追溯至共同的血缘祖先、彼此之间存在血脉联系，强调“根基历史”（primordial history）和根基性的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将一个民族或群体凝聚在一起的，不是文化或血缘上的“历史事实”，而是主动将社区内的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通过重塑和整合的方式，逐渐融入到中国传统社会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叙事中，成为专属于该群体的“历史叙事”。族源神话作为一个民族或群体世代传承的“集体记忆”，“是描述人类行为的基本活动，这是所有社群记忆的特征”，是“一个民族延续的体现和表达
历史记忆作为一个民族或群体共创共享并在世代间进行代际传递的关于本群体产生、发展、传承的集体记忆，涵盖了本民族或群体世代相承的族源神话、口述历史、历史传说与故事等，它通过“意识行为、想象重构和媒介展现”的方式重新建构文化叙事，并以口头叙事、文化信息传递的形式不断地回忆、重演、再现、重构本民族发生发展的历史，强化了该群体成员对本民族或本群体的认同与他者的区分。一个民族或群体的历史记忆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一定时间内具有稳定性和排他性，同时在与其他群体相互交往过程中展现出多元性和包容性，即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的加深，该民族或群体出于融入国家大传统、提高记忆的适用性等目的而部分移植、复制其他民族或群体的历史记忆，借此自然催生出了“兄弟民族祖先”这类族源神话的产生和发展。各民族或群体间历史记忆的相似性和重合性成为了可能。历史记忆客观存在的相似性和重合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同文化认同推动了各民族主观上选择了从“群体的多样性”逐渐向“民族的统一性”过渡，最终形成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强烈认同。
云南各民族将与周边其他民族的关系理解简化为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是具象化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叙事呈现。他们将长期以来云南各民族之间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惠互利的经济依存关系、“和而不同、共生互补”的文化交融格局的形成与发展的意象形象化、拟人化地描绘为同源共祖的兄弟民族共创共享，借此强调了各民族对地方资源分配的话语权和群体之间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这种模式化的叙事情节、朴素的国家意象和各民族团结互助的文本表述又反过来深刻影响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和社会实践，由此也扩展了云南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生存空间与社会内涵的理解和表达。
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民族认同的支撑，民族认同作为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逐渐发展为具有坚实社会基础的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推手，也是赓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文化基因。云南各民族同源共祖的口头传统、“兄弟祖先”历史记忆、各民族团结互助的集体记忆的产生流变深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刻影响，既深受汉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的影响，同时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吸收，表现出了“相同母题之下主题的相通性和内容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多层次性和复合性
云南各民族民族团结意象的书写立足于“家”的无限扩展，通过将各民族成员形象化、拟人化地描绘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彼此之间是互敬互爱的兄弟姐妹，极大地发挥了“家”的情感纽带作用，强调了各民族之间血脉相连、和谐相处、命运与共的“一家人”的价值理念和发展诉求，强化了各兄弟民族间的血脉联系和守望相助的发展路径，凸显了云南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由“亲缘关系到地缘关系，以及亲缘与地缘交融互构基础上凝结而成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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