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乡村建设背景下村民主体意识培育的现实检视与困境纾解  PDF

乡村建章立制法治化是培育村民主体意识的制度基础、根本依据和实践指南^[

一是乡村建章立制法治化为村民主体意识提供充足的法律供给。当前，关于乡村振兴与法治乡村建设的法律法规体系不断趋于完善，为村民的基本法治认知提供了重要保障和丰富来源。以土地征收和土地流转为例，土地征收与土地流转是影响村民利益福祉的重要领域，也是村民群体广泛关注的重要方面，许多省份都出台了相应的规范性文件，细化了土地征收与土地流转的具体操作细则。同时，土地征收与土地流转环节又是矛盾滋生的关键环节，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村民主体意识培育的成功与否。为了满足村民的解纷需求，有关土地征收与土地流转的矛盾化解机制进一步得到优化。村民主体意识的高低取决于法治基本认知、法治情感共鸣与法治信任依赖等多个层面，其中法治信任依赖是影响村民主体意识的关键所在。以土地征收与土地流转为代表的法律法规体系的不断完善赢得了村民对法治的深刻信赖与由衷敬仰，从而进一步带动村民主体意识与法律观念的提高。

二是乡村建章立制法治化为村民主体意识“扫清”特权障碍。主体意识的培育离不开平等思想的普及，平等思想是主体意识培育与发展所需的重要思想先导。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平等思想的普及需要公开的监督和公平的审视。“小微”权力是行政体系运行的神经末梢，也是基层自治权与行政权的直接“接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对“小微”权力进行监督的重要法律依据，对于基层权力的监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许多乡镇政府也积极作为，敢于担当，通过建立“小微”权力清单的方式，将更为广泛的“小微”权力纳入监督体系之中，并不断完善与优化监督的具体流程。监督体系的整体效能因监督体系的不断完善而得以显著提高，平等思想得以有效保障、特权思想得以有效“驱逐”，主体意识的培育与发展也因此获得了更为优越的思想文化环境^[

乡村矛盾化解法治化是村民主体意识培育的内在要求，也是法治乡村建设的应有之义。当前，在城乡二元隔离困局与乡村差序格局的持续影响下、在乡村社会结构与乡村社会格局的反复变化下、在金钱本位与享乐主义思想观念的不断诱发下，乡村矛盾频发，这就为矛盾化解方式的法治化、制度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是乡村矛盾化解法治化为村民主体意识的孕育增强了权利保障安全感。村民的权利保障安全感是村民权利在能够有效保障前提下，村民内心深处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也是村民内心得以满足的一种心理反馈形式。权利保障安全感是一种复合型的主观情绪体验，从体例结构来看，它至少包括满意、愉快和信任等一系列情感因素。村民的权利保障安全感来源于其自身合法权益能够得以保障的确定感与可预测感，此外，也与权利保障的可控制感与权利处置的有力感息息相关。乡村矛盾化解法治化限制了矛盾化解的恣意性与随意性，保障了矛盾化解的公平性与正义性，极大地增强了村民的权利保障安全感。

二是乡村矛盾化解法治化为村民主体意识的发展提升义务履行紧迫感。村民义务履行紧迫感是指村民在履行义务时所表现出的紧急、迫切、快速执行的主观心理样态。首先，义务履行紧迫感内生于权利保障安全感。在法理学上，权利与义务之间呈现出结构上相关、数量上等值、功能上互补的紧密联系，二者往往相伴相生^[

乡村运行秩序法治化是法治乡村建设的程序要求，也是乡村建设法治化的过程控制与运行部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首次提出“建设法治乡村”，并明确了具体方略，这对乡村社会的法治运行秩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村民主体意识的培育需要稳定的社会运行秩序，也需要适宜的法治环境，乡村运行秩序法治化因应了主体意识培育的具体要求，成为主体意识培育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秩序是法律的首要价值之一，也是村民主体意识培育的基本前提。良好的社会秩序是一个多层次、多面向、多领域的相互交融的秩序状态，它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内容，甚至也囊括意识形态秩序与公共生活秩序两方面的内容。稳定的社会秩序可以为主体意识提供稳定的社会关系，并在进度上保障主体意识培育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稳定的社会秩序必定造就适宜的法治环境氛围，法治环境氛围是形成且存在于法治社会中，具有权威性、可感知性与整体性的一种社会状态。乡村运行治理法治化可以为村民主体意识的培育提供适宜的法治环境氛围，在法治环境氛围的氤氲下，村民逐渐实现从敬畏法律到主动守法的巨大跨越，对法律的基本认知也从感性了解提升到理性判断的更高层面^[

农村权力是农村政治的一个永恒话题，权力的动态变化是农村经济与政治结构发生变革的一个显著标志。村民权利作为村民的一种利益保障方式与诉求表达根据，同样也是研究农村政治的主题所在。可以说，农村政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农村权力与村民权利的研究。农村权力与村民权利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刻的逻辑关联，农村诸多问题与矛盾的产生都根源于二者的冲突。当前，村民主体意识培育的速度受限、进度迟缓，这都与农村权力与村民权利之间关系的冲突与不平衡存在密切关联。基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现实需要，法治乡村建设的具体实践强调行政权的下沉，从维护乡村社会管理秩序与提高行政系统运转效率的层面来看，这确实很有必要^[

数字化乡村治理是提高乡村治理整体效能的重要要求，也是提升村民主体意识的重要途径^[

一是数字泛滥冲击了村民的价值认知。在技术革新的大背景之下，数字技术凭借着其强大的信息传递功能与资源整合能力，增强了村民的权利义务观念，增强了村民的主体意识。然而，数字传播的较低应用成本却导致数字资源在乡村的规模性泛滥，肆意增长的数字资源以“大水漫灌”之势试图涌向乡村的每个角落。“鱼龙混杂”的数字资源之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扭曲的价值观念，如封建落魄文化、西方享乐主义等思想，这些思想文化观念对村民传统的正义价值认知产生巨大冲击，对村民主体意识的培育和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15。

二是“数字悬浮”难以反映村民的真正利益诉求。数字悬浮是指数字治理“悬”而不“沉”，与基层实践不够贴合甚至相背离的一种数字现象。数字治理是一种具有现代面向、符合时代大势的新型治理方式。行政机关运用数字技术的统计优势与计算功能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将错综复杂的乡村管理事项以简明扼要的数据量表呈现出来。但是，在面对村民较为复杂多元的利益诉求时，这些数字资源不可避免的出现“失能”的窘境与“失语”的“无奈”。尤其是当行政机关在以这些数字资源量表作为重要参考制定规范性文件并加以实行之时，这些数据资源量表在内容涵盖层面的有限性与匮乏性也就显露无遗。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中的核心命题，它对道德品性与金钱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旨在以轻重为标准对二者进行判定和衡量^[

村民自治是村民主体意识培育所需的重要制度载体，也是村民主体意识形成与发展依靠的组织平台^[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推动乡村多元共治，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着手。第一，挖掘乡村本土资源，壮大乡村场域中的社会力量。乡贤组织、民间和事佬组织以及各种红白理事会组织具有适应乡村社会复杂情景的先天优势，可以推广这些民间组织，实现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优势互补与相互赋能。第二，引入科研力量，强化多元共治的人才支撑。将科研力量下沉至乡村是推动乡村多元共治的一项重大创新，对于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大有裨益。大理市南五里桥村与中央民族大学进行交流合作，充分利用高校的学术资源、科研力量与信息平台，为乡村多元共治赋能。第三，注重女性群体的权益保护，设置村嫂理事会。较男性村民而言，女性村民的合法权益更易受到损害，女性村民的主体意识也相对欠缺。为此，我们有必要针对女性村民设置专门的权益保障组织与政治参与平台——村嫂理事会，调动女性村民投身乡村治理的热情与积极性，提升女性村民的话语权与参与感。

数字建设是乡村治理的有效保障，也是村民主体意识提高的内在逻辑。数字化法治乡村建设在满足村民强烈的法治需求的同时，也能够提高乡村治理的整体效能，但数字泛滥与“数字悬浮”现象的出现不可避免地成为村民主体意识的限制性因素。因此，消除数字传播漏洞与完善数字平台建设成为数字化乡村建设的重中之重。

一是通过加大立法力度从源头肃清数字传播隐患。村民主体意识的孕育、形成与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浓厚的法治氛围，因此，优化法治环境与厚植法治氛围成为增强村民主体意识的重要任务。首先，应加大惩处力度，对于数字传播中出现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与封建主义落后糟粕，应追根溯源，严格追究责任，对于其他传播者，也应视情形加大惩处力度。其次，通过立法手段把好数字传播的各个“关口”，赋予村民更多的监督职权，加大村民举报不良思想文化的奖励力度。

二是推动数字治理平台与乡村治理场景紧密结合。首先，在设计理念上，数字治理平台应实现由粗糙、粗略和粗放到精细、精致与包容的深刻跨越，以最大限度将乡村治理的复杂情景纳入其中，为村民主体意识的提高提供更为精准的数字“智慧”。数字平台还应强化风险应对设计，以不同视角考虑乡村治理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风险问题，最大限度满足不同群体的风险化解需要。其次，为防止数字“失能”与村民“失声”，应着重强化数字平台的连接设置，广泛吸纳村民的利益诉求，将数字资源的下沉重心落在村民权利的保障与村民表达机制的生成之上。同时，赋予村民一定的监督职能，防止因话语权丢失或内容被篡改而导致的数据“失真”^[

利益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重要命题，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对于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培育与发展村民的主体意识都大有裨益。培育村民的主体意识需要纠正村民金钱本位的错误思想，同时以优秀文化涵养村民的道德修养，进而从理想信念层面扶正村民的价值取向。

一是以乡村公共精神为引领唤醒村民的美好道德认知。乡村公共精神是村民皈依感和认同感的生成基础，也是乡村社会的文化之“根”和信仰之“源”^[

二是以“软法”为标尺做好对广大村民的精神慰藉和人文关怀。国家强制力与法的实施呈现为一种或然关系^[